
| 漢武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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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治 | 前141年3月9日-前87年3月29日(53年345天) | ||||||||||||||||
| 前任 | 漢景帝 | ||||||||||||||||
| 繼任 | 漢昭帝 | ||||||||||||||||
| 出生 | 前157年7月30日 | ||||||||||||||||
| 逝世 | 前87年3月29日(70歲) | ||||||||||||||||
| 安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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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權 | 漢朝(西漢) | ||||||||||||||||
| 漢武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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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朝皇帝 | |
| 統治 | 前141年–前87年 |
| 前任 | 漢景帝 |
| 繼任 | 漢昭帝 |
漢武帝劉徹(前157年7月30日-前87年3月29日),原名彘,西漢第七位皇帝。於7歲時被冊立為儲君,16歲登基,在位達54年。其正式諡號為「孝武皇帝」,後世省略「孝」字稱「漢武帝」,是清聖祖以前在位最長的中國皇帝。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有顯赫建樹,與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為「秦皇漢武」,被歷代史學界和政治家們評價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漢武帝的思想積極進取,極具前瞻性,為朝廷以至社會帶了新思維,親政後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深遠地影響著後世。
對內政策上,漢武帝用人唯才,不問出身,開創了察舉制並興太學,以致該時期培養及出現了大量名臣良將;他又頒布《推恩令》,和平地削減了諸侯的權力及勢力,並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另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從此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思想,另有首開絲綢之路、使用年號、設立刺史、加強內廷權力等開創性舉措。
對外政策上,漢武帝一改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後世代朝廷奉行的和親傳統,以強勢態度積極地對付匈奴,發動第二階段漢匈戰爭,先後收復了西漢初年的多處領土,不過終其一世未能解除秦朝以來匈奴於中國西北部的威脅[1][2][3][4][5]。
漢武帝又大幅度地開疆拓土,先後在秦朝故土吞滅了東甌國、南越國、閩越國,並遠征異域,消滅衛滿朝鮮及冊封夜郎國等等,繼秦朝後再次拓展了中國疆域;同時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遠征大宛,使漢帝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遠達中亞,將帝國在民生、經濟、文化和軍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其在位期間被稱為漢武盛世,為漢朝的極盛時期。
而漢武帝晚年窮兵黷武,對人民造成了相當大的負擔。其晚年性情也變得反覆無常,而且迷信多疑,致使了巫蠱之禍的發生,為其普遍整體正面評價留下負面部份。他也對臣下擅用權力,司馬遷和李陵家族都在他的命令下遭難。駕崩前兩年,漢武帝下《輪台詔》,重拾文景之治時期的與民生息的政策,為後來的昭宣中興奠定基礎。
據《史記》、《漢書》的武帝本紀,漢武帝生於漢景帝前元年(前156年)[6];據《史記》、《漢書》的后妃傳,漢武帝生於漢文帝後七年(前157年)六月。母王氏,漢景帝中子[7][8],具體排序不詳。其母王氏在懷孕時,漢景帝尚為太子。王氏夢見太陽進入她的懷中,告訴景帝後,景帝說:「此貴徵也。」劉徹還未出生,他的祖父漢文帝就逝世了。漢景帝即位後,劉徹出生[9],他亦是王氏唯一的兒子。一說劉徹的乳名為劉彘,根據漢武故事記載劉徹被立太子時方才改名,但此說與史書說法有出入。[10]
前元四年(前153年),劉徹以皇子的身份被封為膠東王。同年,景帝的長子、他的異母長兄劉榮獲封為太子。前元六年(前151年)秋九月,無子無寵的薄皇后被廢。第二年(前150年)春正月,廢栗太子劉榮為臨江王;夏四月乙巳,其母王氏被立為皇后,丁巳,劉徹被立為太子。他成為太子與其母孝景王皇后和其姑母館陶公主劉嫖有很大關係。劉嫖許諾將她的女兒陳氏嫁給當時四歲(古代按虛歲計算)的膠東王劉徹。[11]劉徹後娶陳氏為妃,兩人成婚的時間無考。
後元三年正月甲子(前141年3月9日),景帝逝世,太子劉徹即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王氏曰皇太后[12]。太子妃陳氏後獲封為皇后(具體時間不詳)。
漢武帝建立了中朝削弱相權,鞏固皇權。「中朝」又稱「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的近臣所構成。漢武帝時,他選用一些親信侍從如尚書、常侍等組成宮中的決策班子,稱為「中朝」或「內朝」。相對與「外朝」而言,「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13]」。中、外是相對皇帝居住的宮禁而言,中朝(內朝)官員享有較大的出入宮禁的自由,可隨侍皇帝左右且能在宮中辦公,外朝官員則無此特權。藉由此來培植一批立足於宮中、與以丞相為首的原有朝臣分庭抗禮的內廷官員。重要政事,「中朝」在宮廷之內就先自作出了決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來執行。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掌管文書員。「中朝」形成之後,尚書的地位日益重要。尚書和一般只參與宮廷議政的官員不同,由於既有官署、官屬,又有具體的職司,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在「中朝」逐漸居於核心地位[14]。
漢武帝在地方設置十三州部刺史。即完善監察制度,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打擊地方豪強。京師七郡則另外設立司隸校尉監察。漢武帝將全國地方劃分為13個監察區,是為冀、兗、豫、青、徐、幽、並、涼、荊、揚、益、朔方、交趾共13州(京畿附近7郡為司隸校尉部作為一個單獨的監察區)。每州派遣一名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監察地方官員和強宗豪右,歲終至京師向御史中丞稟報。此時的刺史為監察官,秩六百石,較郡守的秩比二千石為低。
西漢初,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其他子孫得不到尺寸之地。雖然文景兩代採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漢武帝初年,「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嚴重威脅著漢朝的中央集權。因此元朔二年正月,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錯削藩令引起七國之亂的教訓,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於縣。這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任何的削藩,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
察舉制為中國古代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極大。主要用於選拔官吏。它的確立是從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開始的。察舉制不同於以前先秦時期的世襲制和從隋唐時建立的科舉制,它的主要特徵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察舉制此後成為漢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學者曾經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15]
徵辟制是漢武帝時推行的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制度,就是徵召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主要有皇帝徵聘和府、州郡辟除兩方面,皇帝徵召稱「征」,官府徵召稱「辟」。用以作為察舉制的補充[16]。
在中國歷史上,年號由漢武帝發明及首先使用,首個年號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數,沒有年號。據滿清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考證[17],年號紀年是在漢武帝十九年首創的,年號為「元狩」,並追認元狩前的年號建元、元光和元朔[18]。《漢書》上記載說,前122年十月,漢武帝出去狩獵,捉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紀念,建議用來記年,於是立年號為「元狩」,稱那年(前122年)為元狩元年。可是,過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陽地方獲得一隻三個腳的寶鼎,群臣又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建議用來紀年,於是改年號為「元鼎」,稱那年為元鼎元年。後來,人們把這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為「紀元」,改換年號叫做「改元」。此後,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會改元。一般改元從下詔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從本年年中算起。
漢武盛世是西漢的全盛時期。
匈奴自秦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受到嚴重影響。武帝即位之後,自前133年馬邑之戰起,結束漢朝初期對匈奴的和親政策,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從元光六年(前129年)開始對匈奴作戰。經過衛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後,西漢西北邊境上的威脅暫時解除。中原北邊農耕經濟從匈奴造成嚴重破壞的局面中得以恢復。匈奴在軍隊主力以及人畜資產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向北遠遁,並有七年時間即從公元前119年至前112年漠南無王庭,不過其後匈奴又南下與羌人組織聯盟攻擊漢朝[19]。而西漢軍隊占領從朔方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設置酒泉、武威、張掖及敦煌四郡,並且命令關東地區人民移民這一地區,此舉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區的得到開發,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
漢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開擴領土,在西南,漢朝消滅夜郎及南越國,先後建立七個郡,使到今日的兩廣地區自秦朝後重新歸納中國版圖。而海南島在歷史上,也首次真正納入中國的版圖。在東方,他於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滅衛氏朝鮮,並且將衛氏朝鮮的國土分為四郡──樂浪郡、真番郡、臨屯郡及玄菟郡。
漢武帝派遣了張騫出使西域,張騫的兩次出使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20]。即絲綢之路,極大促進了中國同西方經濟及文化的交流。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21]。廣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22]。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2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於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24]。為儒學在中國古代的特殊地位鋪路,亦使到儒學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思想。對中國後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亦有人認為他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及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是所謂儒表法裏。
漢武帝元朔五年,創建太學,是接受當時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議,「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可以使國家得到未來的人才。所謂「養天下之士」,體現出太學在當時有為國家培育人才和儲備人才的作用。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太學的成立,助長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成為重要的推手,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轉變,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機會,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人才,也有機會到朝廷做官[25]。
樂府一名本指管理音樂的官府。漢武帝在掌管雅樂的太樂官署之外,另創立樂府官署,掌管俗樂,收集民間的歌辭入樂。「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26]。後人把樂府機關配樂演唱的詩歌,也稱樂府。
太初曆是中國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一種曆法,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統一,而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曆法。在天文學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由鄧平、唐都、落下閎及司馬遷等根據對天象實測和長期天文紀錄所制訂。《太初曆》的制訂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一次曆法大改革。《太初曆》的科學成就,首先在於曆法計算上的精密準確。中國漢初以前,主要採用「古六歷」(黃帝、顓頊、夏、殷、周、魯)中的《顓頊曆》。這個古歷,計算一年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月是二十九天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由於這種古歷計算不夠精密,常出現月初是無月光的朔日,但實際天空中卻有圓滿的月光;月中是有月光的望滿之日,夜晚卻並沒有月亮。為了改變這種不對照的現象,司馬遷主持制訂《太初曆》時,重新進行了反覆地周密地運算和實踐驗證[27]。還在於第一次計算了日月蝕發生的周期和精確計算了行星會合的周期[28]。
指中國西漢武帝統治時期進行的幣制改革。西漢自建立以來,幣制混亂,郡國鑄幣失控又是漢景帝時期七國之亂發生的原因之一。漢武帝統治時期,由於對外征伐不斷,中央財政從此前「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29]」的豐盈一變而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榖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30]」富商大賈富可敵國,恰與窘困的中央財政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財政收入外,「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31]」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打擊大商人,此即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初衷。故漢武帝即位後,為了中央政府在經濟管理和政治統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視解決幣制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基本解決了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幣制問題。一方面穩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將地方的鑄幣權重新統一於中央。六次改革後三官五銖的發行一舉解決了困擾西漢金融多年的私鑄、盜鑄問題,漢武帝的幣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較大成功。
中央政府在鹽、鐵產地分別設置鹽官和鐵官,實行統一生產和統一銷售,利潤為國家所有。這項制度實施,使國家獨占國計民生意義最重要的手工業和商業的利潤,可以供給皇室消費以及巨額軍事支出。當時,人民的賦稅的負擔沒有增加,國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彌補財政上的赤字,並且還有羸余。不過官營鹽鐵卻給社會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官鹽價高而味苦,鐵製農具粗劣不合用等[32]。
漢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針對「諸官各自市(購買),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33]的情況,在全國推行均輸法,下令各郡設均輸鹽鐵官,將上貢物品運往缺乏該類貨物的地區出售,然後在適當地區購入京師需求的物資。此法既能解決運費高昂的問題,又可調節物價。更重要的是均輸法舒緩漢武帝晚年的財政危機,桑弘羊對此曾有所讚揚:「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稟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34]。然而,均輸法卻被批評未能解決物價問題,「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35]。
在經濟方面,漢武帝爲推動農業,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在全國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例如:龍首渠,六輔渠等等,以便農田灌溉。再加上新式耕種技術的提倡,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發展。
征和元年(西元前92年)十一月,巫蠱之禍興起。丞相公孫賀之妻使用巫術詛咒及在馳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告發,公孫賀一家被斬殺,同時還牽連到陽石公主和皇后衛子夫所生的女兒諸邑公主。其後漢武帝又發動了三輔騎士在皇家園林進行搜查,並且在長安城中到處尋找,過了11日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與太子劉據結怨的武帝寵臣江充指使胡巫,說宮中有蠱氣。武帝命令江充與按道侯韓說等入宮追查,江充誣告太子宮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書,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後非常恐懼,聽從少傅石德的計策,派人詐稱武帝使者捕殺江充等人。漢武帝命令丞相劉屈氂派兵擊潰太子,太子舉兵對抗。激戰五日,太子兵敗逃亡,被漢武帝所廢,被圍捕,乃自殺,滅族,唯其曾孫劉病已得親信保全。征和三年,此謀反案的根源巫蠱案真相漸明,大臣上書直言進諫,武帝感悟,下令族滅貳師將軍李廣利、丞相劉屈氂、太監蘇文、江充家族。
漢武帝將鹽鐵酒國營專賣,實行平準均輸政策,防止商人從中漁利,從而增加政府收入,達到了調節物價及防止市場壟斷的功效,但是亦造成了與民爭利的局面。商人遂將注意力轉移至土地買賣,導致土地兼併嚴重。雖然漢武帝武功極盛,但是到處征伐也造成了國庫空虛,大量人民被徵召從軍,死傷甚重,也影響了經濟發展。由於民生困苦、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及民怨沸騰,天漢二年(前99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征和四年(前89年)漢武帝頒下了《輪台罪己詔》向人民承認自己的罪過及公開罪己詔。
漢武帝晚年得子劉弗陵,甚愛之。劉據於巫蠱之亂死後,漢武帝立劉弗陵為太子[36]。太子即位前不久,其生母鉤弋夫人被處死,避免未來再有太后涉政的現象[37]。前88年,漢武帝命令畫工畫了一張《周公背成王朝諸侯圖》送予霍光,意思是讓霍光輔佐他的小兒劉弗陵作為未來皇帝。對此,中國史學家呂思勉對《漢書·霍光傳》的此記載頗有異議,認為漢武帝於臨終前殺掉劉弗陵生母是為了避免母后干政、托孤說的「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和畫周公輔政圖完全屬於捏造[38]。
前87年3月29日(二月丁卯),漢武帝駕崩於五柞宮,享年70歲。4月15日(三月甲申),葬於茂陵,諡號為孝武皇帝,廟號為世宗。
瓠子歌[39] 劉徹 瓠子決兮將柰何 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鉅野溢 魚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離常流 蛟龍騁兮方遠遊 歸舊川兮神哉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 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齧桑浮兮淮 泗滿 久不反兮水維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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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愛好文學,為提倡辭賦的詩人。他個人的文學造詣甚高,在南北朝以前的皇帝中屬於文采一流的人物,顏之推把他歸類為曹操、曹丕一級文才的君主[40]。明朝王世貞以為,其成就在「長卿下、子雲上」(《藝苑卮鹽》)其他存留的詩作,《瓠子歌》、《天馬歌》、《悼李夫人賦》都「壯麗鴻奇」(徐禎卿《談藝錄》),為詩詞評論家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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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帝自劉邦以降,皇帝擇夫人,多由美色而定,如高祖擇薄姬[59]、武帝幸衛子夫[60]等;迥異於先秦之際,周代天子、諸侯間后妃婚配,女子多來自異姓諸侯間宗室,皆受過良好的教育,是故較無「外戚亂政」之問題。西漢開國後,漢高祖曾立誓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於是漢代天子既無諸侯王女婚配,立后妃標準但憑帝王喜惡,外戚格局自西漢產生質變,其中以漢武帝立寒門出身的衛子夫為皇后為誌,在此之前,西漢諸帝固然寵愛寒門,卻不致封后。[61]
據《史記·外戚傳》,漢武帝即位後數年沒有生育:「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漢武帝的有生育的后妃皆出身低微:「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可見《史記》這裡寫的「生子」「無子」,是生兒生女都算上。
(由於歷史記載不詳,漢武帝之女未有明確排序,而且很可能部分女兒未曾在史書留名。)
根據《史記》和《漢書》的描述,漢武帝為雙性戀[67]。記載於史書上的佞幸(有公職或者貴族身份的男性情人)有韓嫣、李延年和韓說。《佞幸列傳》紀錄李延年「與上臥起,甚貴幸。」大臣金日磾之子亦曾經為弄兒(少年男性情人)[68][69]。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藝文類聚·寵幸》、《情史·情外類》引述史書裡,漢武帝寵幸的韓嫣記載,視之為男風代表。
漢武帝巡遊汾河,在船上和群臣飲宴,漢武帝突然對群臣說:「漢朝有六七之厄,六七四十二,漢朝傳到第42代皇帝,會有當塗高取代漢朝。」群臣說:「漢朝應天受命,王朝長過商周,永世不絕,陛下為何說這種亡國之言?」漢武帝表示「只是醉言,但是自古以來沒有一姓可以一直擁有天下,不過即使漢朝滅亡,不要滅亡在我父子手上就行。」[70]
當塗高的意思是路上有很高的東西[71],後來的公孫述[72]、袁術[73]和曹丕[74]等都用「代漢者當塗高」這句讖言為自己稱帝造勢。
漢武帝建元年間,漢武帝和隨從微服外出打獵,麻煩事不斷。一天夜晚漢武帝和隨從投宿旅社,旅社主人覺得一行人來者不善,對漢武帝等人非常傲慢。旅社主人準備和門客一同殺死漢武帝等人,但是主人妻子覺得漢武帝等人氣勢非凡,不像強盜,於是將她丈夫灌醉,偷偷放走漢武帝等人。[75]後來又不慎踩傷農民莊稼,引發糾紛,農民叫來縣令,漢武帝自稱平陽侯,縣令本想拜謁,漢武帝隨從卻想鞭打縣令。縣令大怒,扣押漢武帝隨從,拒絕他們離開。漢武帝不得已,向縣令展示皇家身份,縣令才予以放行。後來漢武帝微服外出的舉動被眾人得知,地方政府紛紛建立行宮招待漢武帝。漢武帝認為微服外出會擾民,乾脆建立上林苑,專供皇家打獵。[76]
漢武帝曾經以彘為名的說法出自於志怪小說《漢武故事》[79]。《史記》[80]和《漢書》[81]則明確紀錄劉徹於被封為膠東王前,名字為徹,無彘字。即使是後世由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82],亦無採信《漢武故事》的說法。
《史記》王太后傳雲「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而索隱《漢武故事》雲「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漢書》王太后傳雲「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史記》與《漢書》皆以武帝生於景帝即位後而孕於文帝去世前,漢文帝崩於後七年六月己亥(前157年7月6日)時武帝在孕期內,六月丁未(前157年7月14日)景帝即位,如以七月七日算武帝當生於漢文帝後七年七月七日(前157年8月10日)而當年為甲申年;若據《漢武故事》雲「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則武帝生於景帝元年乙酉年七月七日(前156年7月31日),與《史記》、《漢書》所記「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相差一年,且孕期超過十三個月(前157年7月6日文帝去世之前懷孕至前156年7月31日武帝出生)非一般正常孕期,所以應以《史記》、《漢書》所記「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為武帝生年依據。《史記》漢武帝本紀雲「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漢書》漢武帝紀雲「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以《史記》和《漢書》所記武帝當生於景帝元年(前156年)而為周歲,至孝景四年四歲立為膠東王,至孝景七年七歲立為皇太子,孝景十六年十六歲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武帝當生於漢景帝元年(前156年)而當在三月份或三月前應不出十個月的孕期,《漢武故事》所記日期「乙酉年七月七日」當不可信。根據《史記》、《漢書》王太后傳「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武帝應生於漢文帝後七年六月丁未(前157年7月14日)景帝即位之日。
如果以漢景帝元年(前156年)出生當在三月份或三月之前的春季,如果以漢文帝後七年(前157年)出生當在六月份景帝即位之後或六月之後後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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